在本應平等互惠的買賣關係中，當市場環境和政策機制等因素過度偏向買方時，就會造成權力失衡的狀況，而形成尊貴的甲方與卑微的乙方。在不對等關係中，很容易出現各種形態的宰制與剝削。乙方為了獲得合同，必須委屈自己，順應甲方的要求，縱然要求不合理或嚴苛到做白工的程度，也只能含淚配合。

現實世界中，很少人會在所有情境皆為尊貴的甲方，也沒有人願意永遠屈居卑微的乙方。因此，基於絜矩之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期待較為平等的甲乙方關係，並努力促成這種理想的實現。可嘆的是，當前台灣教育界和學術界，卻處處呈現反其道而行的情況。

由於少子女化，求學的學生反成了被追求的對象。學校經營者慣於把學生人數和學費收入直接劃上等號，卻未自覺這種思維已隱然將傳統的師生關係轉變為市場關係。學生不被看做教育主體，而被視為經費來源。在此思維下，廢除行之有年的退學制度，寧可放任學生曠課、虛擲寶貴青春，也不願少一筆學費，有些學校甚至把防止學生退學和招收新生當成教師工作的檢核重點。在大環境和學校制度推動下，學生成了尊貴的甲方，成為被討好的對象。目前教育部的政策似乎是訴諸市場機制，鼓勵大學各顯神通爭取學生，最後適者生存。或許經過二十年的慘烈振盪，供需會再回到均衡狀態，但是這個過程中所傷害的師生關係及教育本質，肯定需要更長時間方能回歸正途。

學校面對學生時是乙方，面對教師時卻成為甲方。原本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志的教師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服務業，以高深學術研究為志業的教授發現自己好像變成了生產線上的員工，必須接受各種管理工具的考評操控。在生存競爭和績效管理下，教師成了卑微的乙方。當然，其中處境最艱困的當屬新科博士。他們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已嘗到乙方的辛苦，然而，真正的辛酸出現在求職階段。為了爭取日益稀少的職缺，不僅要有傑出的專業，更要表現合作合群、易於相處、樂於奉獻等人格優點。卑微的乙方不會提出任何要求，反而要主動表示一切都願意配合。由於不少大學設有六年觀察期，這種乙方態勢在幸運獲聘後仍未結束。我們很不願意看到，最需要展現獨立自主精神的大學，卻彌漫著一股凡事配合以求生存的氛圍。長此以往，教師的尊嚴何在？學者的風骨何在？學術的獨立性何在？在這種氛圍中，我們期待培養出什麼樣的下一代？

學校面對教師時是甲方，但面對政府主管機關時又成為乙方。由於學費不足以支應開支，無論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，皆須受制於教育部的經費補助和相關的評鑑考評。於是，數以百計的指標成了指導大學發展的框架。當然，教育部之所以一方面表示尊重市場機制和各校自主發展，另一方面卻不時政策干預和實質指導方向，亦是由於教育部仍受制於其上層的立法院和監察院。教育部的預算受制於立法院，平日要做好公關，回應立委各種要求，更需要拿出量化績效，證明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。因此，做為乙方的教育部只有要求另一個更卑微的乙方，以短則一年長則三年的計畫，快速展現可見的績效。大學也不落人後，盡力配合，緊隨政策改變辦學重點，反應靈活。前些年監察院提出學用落差的批評，教育部立刻改弦更張，政策強力推動下，整個台灣的高等教育染上濃厚的實用色彩，關閉所謂無用的人文學科，增設一堆有用的餐飲學系，而苟存的人文學科也被硬拉著跟風搞產學。台灣向鄰近的日韓看齊，國家的教育思維淪為經濟掛帥，只有經濟思維的人力培育，不見教育思維的人才培育。

在結構性的層層宰制與剝削下，每一層都有受害者，最後累積成整個國家的集體挫折，更會造成教育和學術的長遠深層傷害。在權力過度失衡的關係中，我們很難要求卑微的乙方，但當我們轉身想要責備甲方時，才發現他也是另一層受宰制的乙方。不過，說到底，愈在高層者、愈有權力者，愈應負起更大責任，愈應警覺、自制，避免做出利用與剝削的行為。大學的主事者固然自身處於生存壓力中，也要把教師和求職者當成共同面對困境的夥伴，而不是可以乘機藉勢宰制剝削的對象。教育主管部門更應提出清楚的定位和完整的規畫，匆忙推出頭痛醫頭的做法只會帶來太多的盲動與虛耗，資源投入了，大家也忙壞了，卻可能只是在泥淖中打轉。